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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13年钱荒发生不久，国务院便批复了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试图使之起到协调各方，防范风险的作用。
随着中国与周边经济体经贸往来的进一步密切，人民币有望在区域经济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什么原因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如此滞后于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呢？ 目前流行的一种解释是货币使用存在网络效应。
主要发达经济体可能在人民币是否满足可自由使用上设置障碍，并借机对我国提出要价。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希望通过挑战美元的地位，限制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然后是殖民地解放运动。日元区域化落后与马克相比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程度高于东亚地区。区内贸易大国，如中、韩在国际交易中大量使用美元。
从1985年开始，德国央行逐步取消了资本管制，促成马克的国际化。二是欧洲更愿意接受自己的货币，亚洲却属于事实上的美元区。笔者认为，虽然其利益牵涉更深、部门调整、人员变动更多，但改革更为彻底，与国际化发展方向更为接近。
当时证监会为防风险，大力清理配资，但对于银行、信托、保险等其他金融行业究竟有多少资金进入、市场杠杆水平如何并不清楚。所谓纵向，即为对现有三会投资者保护局合并，成立金融行为监管局，进行微观监管与投资者保护。可以看到，目前中国所实行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上个世纪90年代逐步形成的，伴随着近年来大资管时代的到来，混业经营趋势不可逆转。一般而言，货币政策往往需要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做出相机抉择，但从过去经验来看，由于银行业面临央行与银监会两道关卡，两种力量相互作用下有时政策会产生叠加抑或是削弱的效果。
进入专题： 金融监管 央行 。一旦完成，可以深刻改革以往监管框架的弊端，帮助央行获得信息优势，降低最终贷款人的救助成本，并有助于宏观审慎管理的实现。
在笔者看来，上述一些原因逻辑清楚，论证有据，现行监管框架修改势在必行。虽然各自专业水平已经提升，但股灾与钱荒都显示，仅局限于各自领域的专业知识，不能做到协调监管，对于防范金融风险意义有限。第二个层次是如何调整，成立国家层面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三会合并成立统一监管机构以及仿效危机后国际央行改革最新经验，成立超级央行均是备选方案。当然，目前对于下一步如何调整，学术界与政府决策层并没有提出统一意见。
要知道，以往并非没有统筹协调监管的先例，早在2004年，三会就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比如，通胀高企，经济过热之时，货币政策需要维持偏紧基调，而监管部门如果加倍收紧，便会造成力度过大的局面。可以看到，危机之前，英国由金融服务局（FSA）对银行、证券、保险业金融机构实施统一审慎监管，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英国思考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取消了FSA，改为以构建强有力的中央银行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架构。第八，容易造成宏观政策的叠加效应。
第三是仿效危机后国际央行改革最新经验，将三会并入央行，采取超级央行模式。利率市场化方面，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等等。
而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的提升，金融监管方面也应该进行相应调整，以适应更加开放的国际化战略，防范金融风险。在笔者看来，未来监管协调机制应该遵循立体式改革模式，即从横向、纵向、立向三个方位进行协调改革，方能发挥作用。
中国央行此前没有金融监管职责，但有金融稳定任务，如果仍然利用碎片化信息，毫无疑问将增加央行的最后救助成本。从行政级别来说，一行三会都是部级机构，彼此互不隶属，任务不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决策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力度空前，如资本项目方面，今年央行宣布境外央行、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可以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市场，并在沪港通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深港通。毫无疑问，上述三种途径，均是对现有制度的改进。如何协调上述目标，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央行会通过多目标函数加权考虑货币操作以满足六大目标。第二是将三会监管权统一，成立综合监管机构。
二、如何对金融监管框架进行调整？ 既然现有金融监管框架存在弊端，那么，寻求更佳的调整方式便迫在眉睫。实际上，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已为我们提供经验教训，当时次贷产品横跨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产品设计，监管落后恰恰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其后引发的股市大幅下滑以及连锁反应更让各监管部门手足无措，并加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与救助成本。中国十三五规划建议将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由此把改革目前的金融监管框架提高到战略高度，也引发的日益激烈的讨论和论战。
而此前著名学者谢平亦提出互联网金融概念，认为此次互联网指导意见指出互联网其实提供的是平台服务，其在信息、数据、产品、服务、渠道可对接很多金融业务，每一种业务都可以衍生出独立的机构，然后在网上有效地整合。例如，英国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彻底而全面的改革，取消了原有综合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FSA），赋予央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责，又将微观审慎监管职责收归央行。
二是一行三会合并重走老路。而2013年钱荒发生不久，国务院便批复了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试图使之起到协调各方，防范风险的作用。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决策层的态度从最初观望，到如今大力支持，并提出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确实如此，今年7月发生的股灾令人不寒而栗。
归纳下来，大致有以下三种途径：第一是强调把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做实，比如在国家层面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从更高层面协调一行三会。如今，针对金融协调监管改革的话题再次引发广泛关注，支持者与反对者皆有不同见解。
第六，央行作为金融体系流动性的最后提供者，只有打破先行监管框架，才能改变当前只能获得零散化的信息碎片的局面。按此逻辑，如果仅是在机构松散的情况下将一行三会合并在大决策机构之下，各自内部利益与各部门目标不改变，激励机制没有形成，与此同时，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施行又是专业性相当强的工作，期待微观基础分散而决策机构进行专业性判断，帮助多方协调，难度颇大，亦有些理性化色彩。
在笔者看来，上述观点亦被现实所击倒。而在今年7月股灾之后的文章《驱散股灾阴霾的三步走战略》中，笔者也明确表示，危机暴露出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缺乏协调，迫切需要改进。
早在三年前，笔者在本专栏发表文章《中国大部制改革构思》，提出现有一行三会（一行三会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体系已不适应混业经营的金融发展新形势，有必要进行深入改革。在笔者看来，目前对于金融协调监管的讨论主要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是否应该调整，核心争论体现在监管调整的成本与收益究竟孰轻孰重。更进一步，在笔者看来，金融监管协调不应仅限于金融领域，未来国有企业是否仍然存在预算软约束，监管者能否做到监管而非主管，央行如何做好防止金融风险等，也关系到全国范围内的改革方案落地，如简政放权、国有企业改革、财税改革，甚至从本质上来讲，涉及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治国理念，远非简单机构合并便可万事无忧。三是一行三会监管格局经过多年运行，各机构专业水平已经大大提高，合并会导致监管效率上的损失。
而由于不存在隶属关系，在核心职能存在冲突和矛盾之际，协调便会异常困难，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具体来看，所谓横向，意味集中监管权，三会并入央行，在现有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相对独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
然而时至今日，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仍主要是信息交流平台，意义有限。美联储走向了超级监管者，不仅大小型金融机构均由美联储管理，连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一切金融监管权都由其管理。
然而，现行一行三会监管格局与这一发展趋势相悖，导致金融市场机械分裂，监管真空区与监管套利的现象普遍存在。例如，央行与银监会方面，早前对于影子银行的监管力度上便存在分歧，央行希望严格监管，而银监会则担心冲击到银行利润。
